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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山雨欲来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
  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人之不幸和文人之恶,全在于它们是文人。

  中国的文人从来不安分守己,因为几千年的文官政治,使每一个文人都为着自己的私欲而骚动不安,如贾雨村言“钗于奁中待时飞”,阴暗的阴魂当然生出些阴险的技巧,毛泽东对此可谓洞若观火:“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些语言是毛泽东式的,出现这种不祥的语气,是在1962年,在批评小说《刘志丹》的时候。揣想毛泽东当时的心理背景,他也许想起自己20年代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当时的心态就是一个“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人的心态,所谓身在江湖,心存庙堂的典型传统文人心态。毛泽东不会忘记,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他曾努力接近当时的共产党先驱人士和学界泰斗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与两位纵论天下大事,却受到了两位礼貌的冷遇,有史家说,这两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尽管他本人也是大知识分子),也是他在解放后一再欲擒故纵,打压中国文化人的“翘尾巴”习气的原因。毛泽东也想起了胡风,这位知识分子想凭一纸万言书扭转乾坤,这一切的较量都是毛泽东做了赢家,但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那股力量常常让主席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不时想起来“反戈一击,抑制强敌”。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的这种评论与其说是对小说的评判,不如说表达了毛对整个文艺工作的一种态度。我们相信,本着毛泽东作为泱泱大国领袖的胸怀,也相信小小的几只苍蝇玩不动地球,也许他也能充分容忍“反面教材”的施毒,就像电视剧里的唐太宗说的,“听一点靡靡之音也不至于亡了我大唐国。”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权威,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允许毒草的生长, 他曾说:“100年前,欧洲人曾把西红柿叫作毒草。”——其实真的有毒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可以教人们更形象地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而,历史的发展无法在领袖的理智范围内正常地进行。毛泽东的方法与逻辑,被人成功地夸张和利用,实现了一次新式的文化禁锢,更可悲的是,毛泽东也顺应了这个灾难的自然流程。

  本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开始了姚文元以文杀人的生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这个所谓“文化”范围内的大革命发展到政治斗争, 经济破坏, 暴力和毁灭的结果,正应了一句老话“一言丧邦”。

          ※   ※   ※   ※   ※

  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清官,他正直无私,以民为父母,敢说敢做,为民请命敢丢乌纱帽,敢丢项上人头,在民间的口碑中是“包青天”一样的好官。为了国事,海瑞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谐音嘉)皆净(谐音靖)也”,意思是天下一穷二白,你皇帝老子掠财太甚了。这话既出,一般情形下是要杀头的。海瑞却敢把这话写到给皇帝看的奏折里边,嘉靖可不像一般文人雅士这般幽默,文人说一张白纸好画画儿,嘉靖说海瑞你太欺朕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至少还是个巡抚,怎敢说嘉靖是“家净”呢,于是海瑞下了大狱。海瑞骂归骂,对皇帝很忠诚,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些酒菜给他吃,海瑞吃了之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他骂的那个嘉靖死了,他大哭,如丧考妣,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毛泽东曾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8年。

  主席的话,又让文人动了些心思。1960年魏静生、马连良、王雁、李慕良到北京市委找吴晗,要求他把海瑞的事写成京剧剧本,吴晗开始表示,不懂戏,没写过京戏,写不了。终赖众人不过,硬着头皮写,七易其稿,中间请老舍等名家校正,最后定名为《海瑞罢官》成稿。《海瑞罢官》主要写了海瑞巡察江南,令乡官退还民田,为百姓平反冤狱,斩贪官徐瑛的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封印罢官。这折戏对吴晗来说真不是好戏,退田平冤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封印罢官又让毛泽东过敏。

  在1959年的庐山,正直无私、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会上尖锐的发言和给毛泽东的信造成了会议议题的临时改变,掀起了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右倾”风暴。面对自己闻下的“大祸”,彭大将军从大局出发,申明“我可以去种田,更深刻地反思自己。”庐山会议后彭将军真在北京挂甲庄种地,并测量其最高亩产量。彭的“伏罪”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毛泽东在讲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的问题就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罢官真的是要害,吴晗和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理解完全不同。这给上海的姚文元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当无中生有、联想丰富的姚文元一出台后,所有正直的人们,从平凡百姓,到文人和官员都变成覆巢之下的“危卵”。

  我们再也没有耐心去重述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面对十年浩劫的起源,面对文人之恶,人们于今已无话可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回顾历史,使我们欣慰的是,同样作为文人,我们有许多刚正的脊梁一样的人物,他们的抗恶斗争和遭遇的不幸,警示我们,一言既可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

  对于姚文元行文作风的痞气和霸气,早在1959年就有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63年,《文汇报》发表姚的文章说“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我们这位对音乐、德彪西一无所知的姚某,潇洒地运用了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三“子”主义,逮住德彪西就是一阵乱打,把这位印象主义大师说得一无是处,并气势汹汹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一、这样‘新颖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的流派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姚某的这种无耻无知与滑稽可笑令人想起文革中某位老师的一次遭遇。这位老师有一次在黑板上写下王勃的两句诗“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正自我陶醉之际被学生揪到了批斗会场,批斗的理由是,这个人民教师抄写的诗句竟让劳动人民的子弟看不懂。

  音乐家贺绿汀此时表现出他的良知,本着对艺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站了出来,针尖对麦芒地痛斥不知天高地厚的姚文元。

  “没有把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的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出了笑话。……出了自己的洋相,……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如果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做一点研究工作,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够望文生义。”

  贺绿汀的这些抨击言辞诸如“闹笑话”、“出洋相”、“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等,无疑是对在“反右”中一夜成名,自以为握着文艺生杀大权的姚文元的一次打击, 在姚文元看来甚至是人身攻击。 要知道,那时的姚文元,不再是写写《揭穿帝国主义阴谋》之类的简单的“沪新中学姚文元”,也不是写写批评滑稽戏《活菩萨》的《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那个“上海市工会姚文元”,他已是批胡风,“打”流沙河,“横扫”丁玲、巴金、艾青、秦兆阳的“金棍子”姚文元了。他踌躇满志,正要抡圆了棍子,狂打周谷城、吴晗、邓拓、廖沫沙呢,正要“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呢,哪里忍得下贺绿汀反击的这口恶气。

  贺绿汀为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承受了飞来横祸,贺先生后来说:

  “一九六三年,(我)向当时的‘棍子’姚文痞提了意见,这一下子惹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的二女儿贺晓秋刚刚大学毕业,竟被迫害致死……”

  贺家的遭遇仅是棍子打死人的一个例证,仅靠一篇文章,姚文元就重演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新编。这篇文章就是姚的《评三家村》,杀死了邓拓,田家英,吴晗,吴晗妻子袁震和女儿,加上因姚文元掀起的文化革命含冤去世的人们,姚文元杀人,何止千万。

  1965年给我们留下关于语言与国家兴亡的记忆和教训,传说苍颉造字时人们听到鬼神哭泣,不知道鬼神是因为失却了解释奥妙的特权而哭泣,还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而哭泣。苦难中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后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的打油诗文字可以兴起文字大狱,一场清代的文字狱可以诛杀150多人,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互搏可以让千万的生命枯萎,这一切又何止惊天地、泣鬼神呢?

  自焚书坑儒以来,千年的教训提示我们,一种文明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积极活跃,遵守怎样的社会游戏规则,这绝非靠一人一语之力可以实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传统下,作为人类文明领航者的文人,肩负着更重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更艰难的道德选择。所幸我们毕竟越过了那个时代,为某个可疑的句子而神经过敏的事件从生活中逐渐消失,这也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吧。

                年度记事

            ★ 林彪强调“突出政治”

  1月12日, 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林彪说,1964年有些部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抓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林彪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 “加强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3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财贸工作座谈会纪要》。财贸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了打击投机倒把, 进一步改造小商小贩等问题。会议提出:(1)打击粮食投机,平抑集市粮价。除了农民相互间正当的粮食调剂以外,粮食的转手买卖,不准私人经营。 粮食部门应当在做好统购统销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议购议销。(2)限制土纺土织,统一经营土纱土布。(3)限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经营活动,不准它们超过规定的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区,不准违反国家价格政策,不准任意增加网点和人员。有证商贩要逐渐减少,无证商贩要坚决取缔。加强改造私商的机构,已撤销的要恢复。(4)认真清理财贸部门的“小家当”。中央批转该文件时指出,当前财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 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委会

  3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 军衔制取消

  5月22日,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提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同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布。24日,国务院公布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军装样式和新的帽徽、领章的决定,规定官兵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废止原来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及各种勤务符号;官兵一律戴解放帽,废止原来的大沿帽、女兵无沿帽、水兵大顶帽,一律戴解放帽;废止军官的武装带、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海军军服式样改为与陆空军相同。上述决定于同年6月1日起实施。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度。

              ★ 批判《不夜城》

  《光明日报》 6月28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林溪的文章说,影片《不夜城》不仅掩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而且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妄图毒害观众,腐蚀青年。

  首先,影片没有向观众揭示资产阶级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电影《不夜城》一面大肆渲染资产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对工人阶级被压榨的生活轻描淡写。这样就从事实上斩断了资产阶级享乐和无产阶级受害之间的必然联系,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丑恶本质,这是对生活真实的极大歪曲。

  其次,《不夜城》有许多生活场景的描写,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与影片的情节毫无关联的,例如,文琤过生日,大跳华尔兹舞那些恶心的场面;文琤用花衬衫披在张伯韩身上那种庸俗的玩笑等,然而作者是那样饶有兴趣地刻划这些细节,这不正是一种委婉的肯定和由衷的欣赏吗?

               ★ 李宗仁归来

  7月20日,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回来,本日到达北京。李宗仁在机场上宣读了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 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11月6日至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学习。 王杰1942年出生于山东金乡,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前在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任班长。 1965年7月,他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他为了掩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扑到炸药包上,英勇牺牲。此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的热潮。本年发表的《王杰日记》写道: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
    “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 革命泥塑——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是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几位青年教师、学生和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 1965年6月,这支10多人的创作队伍来到了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庄园陈列馆”。这里原来就是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于一身的地主刘文彩的“公馆” ,他们访问了过去受过苦的农民不下100人。从刘文彩水牢里活着出来的冷月英,因交不起租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肖大娘,都诉说了自己的亲身遭遇。许多农民以亲身的经历对设计图加以议论品评,而且把他们当时的心情和地主拘腿子的神态、动作、表情表演给作者们看。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了这些年轻的雕塑工作者,使他们具体地而且形象地体会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并且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创作激情。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既有组合又能独立的114个群像。

  1965年国庆节前后,《收租院》泥塑在当地展出,立即产生轰动,许多农民说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塑像”。年底,一部分泥塑复制品和全部泥塑照片在北京展出,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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