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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热情与自焚




红日照五洲,
               风雷战旗涌。

                            ——文革歌曲

  骚动、反叛、热情、荒唐、全感性、无限渲泄、人之初性本恶,我们无法界定文革初期的情感与政治事件的核聚变式的爆炸,从两首歌我们能体会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地颠倒乾坤而且拒绝逻辑,在这个年代里矫枉过正和矫正过枉似乎是同一意义。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不是学生怕老师,
    而是老师怕学生!
    学道多助
    师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师道的尊严一定灭亡
    革命的学生一定胜利!

  这些怪异的腔调中,学生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学生的赫赫显要地位十分突出。文革之所以能被人以四两拔千斤的高招发动起来,绝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代战鼓疯擂的学生。学生的简单幼稚热情粗暴,使运动冲破一道道理智的防线,强权与简单的多数,是时代的主人。另一首歌这样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对于“就是好”的空洞无物与胡搅蛮缠全无道理可讲的语式,今天的人们在习惯了凡事“要个说法”之后,很难认同这种不容商榷的语言方式。殊不知文革主体——学生与普通群众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就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与其说是革命的景象,无宁说是世界末日的模拟声光图,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心态,曾经被农民们唱成“牛屎好啊牛屎好啊牛屎好!”

          ※   ※   ※   ※   ※

  青年学生,似乎永远走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列上,所有被学生称为“天下先”的壮举中,又以北大学生为急先锋。

  历史上的北大学生,就属典型的光荣与耻辱共生的时代角色。

  北大人喜欢说他们有由来已久的光荣,但一旦有人问起文革,他们便显得很难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北大都有它的光荣,但光荣到了极致,历史便出现某种逆转。

  1966年5月25日, 聂元梓等署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张贴出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北大学生首先躁动起来,把聂元梓拥戴成新闻人物。聂元梓作为北大的新贵,每到一处必是人山人海,享受千百万祟拜者的恭维朝贺。北大学生甚至把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地方奉为“60年代的革命圣地”,差一点就与延安相比肩。他们在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大饭厅,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像小公鸡一样跳上桌子,抖抖羽毛,吼两嗓子。各单位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更有甚者,有些学生一见有人从哲学系办公室出来,就无条件地大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这种无条件狂热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题材影片著名口头禅:“嗨!希特勒!”

  学生的热情迅速发酵、扩张、爆炸,像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文革的北京学生也迅速向全国蔓延,不是像当年学生那样组织南下宣传队唤起民众,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播火种。这把大火真就烧起来了,连天的大火烧得人们至今还心惊肉跳。学生为闹革命,自愿或被迫停学,使自己的青春在愚昧简单的热情中荒废,这一代人梦醒时分,他们发现自己把自己毁了,毁在幻觉的革命实践中,他们许多人被动地走到人生的顶峰,又被历史无情地摔下来,更让人伤心的是这一代人不但出卖了自己,也让中国倒退了至少半个世纪。

  学生在文化革命中的简单热情,令某些人感到鼓舞,并且指挥若定。“文化大革命非要靠他们去干,不靠他们靠准?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康生有一次这样说。

  这些话语背后的心思,是挑明了要利用学生的热情的。如果说文革是某个政治集团的阴谋实践的话,那么学生——这一历史变革时代的活性成份,因为其可塑性太强又涉世不深,不幸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像在不义之战里横尸沙场的战士,其悲剧命运的根源除了应该谴责疯狂的时代,还应该反思自己。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大多是学生,“四大领袖”为中国人所熟知。兹开列名单及履历如下:

  蒯大富: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首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派人潜入徐向前办公室抄走大量绝密文件;制造清华百日大武斗。1983年以煽动罪、杀人罪、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有人建议将其处死并做成恶人标本。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功勋”在于组织实施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彭德怀的活动。1983年被判刑15年。所幸的是他未在航空领域搞革命。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井岗山公社”负责人,业绩是砸孔府孔庙孔林及鲁国故址,诽谤谭震林、余秋里。1978年被捕,1982年病死。

  王大宾: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所谓“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主要是对彭德怀、余秋里、谭震林等进行迫害诬陷和攻击,后被判刑9年。

  文革病狂的热情,不仅让青年一代自焚,更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我们民族的自焚。许多的民族精英——学者、科技人才、艺术家,在暗无天日之时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岗位,马思聪一家甚至离开了中国。无法“叛国”的,许多含冤死去。我们可以料想,如果不是文革对我们民族精英的毁灭,中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至少可以比现在先进10到20年。

  1966年8月23日, 67岁的老舍与其它三十多人, 分别被挂上“黑帮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送到北京孔庙大院的打砸烧现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当场剃成“阴阳头”,头上被倒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四周, 一面用火烤, 一面用带铜扣的皮带抽打。老舍,这位毛泽东称赞的“语言大师, 人民的艺术家” ,曾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一大批反映新时代人民欢情与鞭挞邪恶的作品,他的语言结品已变成人民记忆的精华部分, 可是。这位杰出人物在8月的烈日下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晕倒在地。为此,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加倍地折磨他、殴打他直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家时, 已奄奄一息。8月24日,老舍深夜投太平湖自尽了(可悲的是,这太平湖竟因老舍而出名)。杨沫在追忆死亡现场时写道: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想起老舍的《西望长安》,令人想起古人的有关长安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其境界之悲凉,足以刻画老舍在文革间的命运。

  与整个社会的狂热偏执相反,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死,却显得出奇地清醒、冷静、安详,死得坦荡,磊落。傅雷等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在红色恐怖全面到来前的自杀,正应了“士可杀不可厚”的古训。当正人君子的忍辱成为邪恶飞黄腾达的资本时,忍辱便没有了价值,傅雷夫妇双方同时自杀,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妇的死法惊人地一致(茨威格是在他的祖国就要沦陷在纳粹铁蹄之下的前夜死去的)。而傅雷夫妇的同生同死,又兆示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他的遗书去感受30年前一个灵魂的煎熬吧。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上面分别有蒋
  介石、宋美龄画像)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
  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
  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的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汪虽然有口难辨,在英
  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
  而判重刑。……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
  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
  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求后并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什章委托修奥米加自动手表一只,
  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
  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
  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
  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
  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
  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魏惜蓉,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小说《呼啸山庄》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在苍茫的大地之下,睡去的人们,竟有着如此不安静的睡眠。傅雷的绝笔并非代表着宁静的睡梦的开始,1966年的足音渐渐隐去,1967年更残忍、嚣张的脚步声叩响了年轮之梦。

                年度记事

              ★ 钢铁战士麦贤得

  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通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钢铁战士麦贤得》。1965年8月6日凌晨,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福建省南部东山岛附近的渔场。“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艇一起,插向敌阵,一串串炮弹飞向改舰,“章江号”被打得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一块弹片打进轮机兵麦贤得的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忍着剧痛,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

  就这样, 麦贤得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坚持战斗了3小时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当战友把他按在一条毯子上,让他躺下休息时,他朝着战友竖起两个手指,便昏迷过去了。

  海战归来,麦贤得伤势很重,炮弹片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脑部,党组织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的生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西安等地的专家都为抢救他而出力。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流露出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他开始能发音吐字,就咿咿唔唔地唱起了《东方红》。有时,他翻开《毛泽东选集》,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激动得嘴唇微微颤抖;他右手不能动了,就用左手艰难地学习握笔写字。最先写的5个大字是“毛主席万岁”。

            ★ 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热潮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自1962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后,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解除兰考36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生产队,跋涉5000多里,查清了全县84个风口,1600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并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以不改造好兰考死不瞑目的决心,总结典型经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治理“三害”。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弥留之际,他深情地对同事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 埋在沙堆上,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年仅42岁。

        ★ 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23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党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 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月16日通过,所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 五·七指示

  5月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而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 第二炮兵成立

  第二炮兵是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于7月1日成立。其领导机构,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及军委炮兵部分机构为基础组成。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建立核威慑力量而建立的。第一任司令员向守志,政委李天焕。

             ★ 香港同胞反英抗暴

  报载: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当局镇压行为的抗议活动,又形成了一个新高潮。6月10日, 香港工人举行了万人联合大罢工,6月24日,香港5万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香港其他阶层的爱国同胞也积极响应这次大罢工。学生罢课;10多万爱国店员、小贩和工商业者举行了4天的联合大罢市。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港英当局沉重的打击。

  7月8日,港英当局蓄意制造沙头角边境事件,再次镇压“新界”沙头角居民,并向我境内开枪,致使示威群众1人死亡,8人受伤。我边防哨兵对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也进行了还击。对港英当局的严重武装挑衅,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但港英袭击我爱国机构和进步工会,逮捕罢工工人,绑架新华社和爱国报纸的记者,甚至出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血腥镇压香港爱国同胞。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不仅没有被压下去,反而越来越激烈,队伍越来越壮阔。

             ★ 全国学生大串连开始

  8月中旬起,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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